第260章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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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0章 大项目
东北小城。
进入四月，东北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，早晚凉，中午暖和，可以脱掉还很厚实的外套，穿件卫衣或针织衫。
教室里，姚跃民正给同学们上课。
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
“想读懂一首诗词，必先了解写作背景。
1925年晚秋，教员离开韶山，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，途经长沙，重游橘子洲时写了这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教员对长沙是很有感情的，当年求学和早期革命运动全在长沙。这叫峥嵘岁月，青春年少，几个同学在一块意气风发，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，既赞叹锦绣河山之壮美，又悲愤大好山河之沦陷……”
“此为崇高之美，心忧天下，豪气干云！”
同学们可喜欢上姚跃民的课了。
他是代入教学，沉浸其中，讲鲁迅痛惜涕泪，讲李白肆意潇洒，讲三国大骂司马老贼，讲红楼又柔情婉转……
此番讲教员也是，眨眼就一节课过去。
姚跃民入戏快，抽离也快，下课铃就像某种开关，叮铃铃一响刷的又道貌岸然像个人。
不顾意犹未尽的学生们，抱着书就闪回办公室。
他资历深，业务能力强，就有时太投入了，时常在课堂上说些敏感话题，搞的没当上语文教研组长。
自己也不在乎，在学校人缘好，工资还行，体制内有社保，儿子出息，差个儿媳妇就齐活了。
“老姚，听说昨晚上二人世界，吃烤肉去了？还拿着花！”
他一进门，就遭到同事打趣，道：“吃烤肉咋了，拿花咋了？生活可以简单，但不可以粗糙，懂不懂？”
“哟，你看姚老师这境界，难怪两口子感情那么好，我家那个连大葱都没给我买过。”
“人家孩子也出息呢，哎老姚，啥时候开大轿车接你们去京城啊？”
姚远开个破雅阁回来，春节走一遭，全家属院都知道了。
成为了办公室固定的一个梗，没事就开玩笑，也就姚跃民心态好，乐呵呵全盘接受，当然心里也有点鄙视。
你们知道我儿子干啥的？
起码千万家产知道不？！
还大轿车，我现在私房钱都涨到了3百零5块了！能买61包红河！
去过老师办公室的就知道，压根没想象中的那么严肃，活跃的很，没事总聊天。如果哪个学生不幸被叫去训话，那是全屋的乐子。
所有老师都在偷听，可八卦了。
说着说着，忽有人道：“哎姚老师，伱听过刀郎的歌么？”
“听过，咋了？”
“你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“嗯？？”
姚跃民一愣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小城的大街小巷只放两首歌，一首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逃都逃不开。
袁丽萍不爱听歌的人都能哼哼几句。
这会一问，他奇道：“是啊，我就知道叫刀郎，别的啥也不清楚。”
“就说呢，我昨天想买张专辑都没有，老板都说不知道，连长啥样都不知道。”
“嘿嘿，整的还挺神秘。”
一个小小的话题，谁也没放在心上，谁也不会去查为什么这两首歌不知不觉的火了起来。
姚跃民也没放在心上，下午又上了两节语文课，坐等下班。时间一到，骑着车子闪人，没等袁丽萍。
袁丽萍是数学教研组长，班主任，业务骨干，家长都抢着找她补课，经常占用晚自习，甚至会一招秘术：
体育老师消失之术！
但姚跃民也没回家，到了邮政门口的一家书刊店，卖书、报刊、碟片之类。
他进去，直接找互联网的相关报刊，看有没有儿子的报道，有就会买，回家仔仔细细的剪下来，做剪报。
剪报，这东西距现在可太遥远了，小孩子听都没听过。
流行于80、90年代，弄一个大本子，把报纸上看到的有价值的文字、图片剪下来，贴在上面，积累一本又一本。
还是有价值的，都是历史资料。
嗯，儿子搞互联网，爹搞剪报，时代的参差……
他找到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，有提到姚远或者99旗下的产业，拿去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有刀郎的歌么？”
“……”
老板郁闷的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没专辑，单曲要不要？”
“单单曲？？”
“我跟你讲，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想出来的，这么好的歌，这么受欢迎，诶，就给你弄两首。
开始两首都没有，就一首。
好像春节过后吧，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反正就火了，火了之后又传出来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没照片，没资料，上头发行商都不知道找谁，全是民间流传。连盗版都做不成，你说是专辑，人家买回去一听，就特么两首歌，不捶你就不错了！
就知道叫刀郎，特么的刀郎是谁啊？！！”
“不至于不至于，不就是唱歌的么？”
“那都是钱啊！连沈城都在放他的歌，偏偏找不着人，我们卖也卖不了，太坑了！”
…………
京城。
卞钢正跟几个哥们喝酒。
他四十多岁，是个音像发行商，从90年代开始做，从广州做到京城，小有身家。
从改革开放商业歌曲诞生，到90年代初期，音乐发行一直是官方的活，有个单位叫“音像出版社”。
那会钱最好赚，老百姓需要音乐，广州的太平洋唱片公司，一年赚的钱能盖一栋大楼，印专辑就跟印人民币一样。
后来政策放开，民营也能搞发行了，于是一夜之间涌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发行商。
当时的环境是：每年固定搞销售会，全国的发行商齐聚广州，现场听，觉得这专辑不错，马上就订货，觉得不好听，那就少订。
再由这些发行商，把专辑带到全国各地，逐层分包，下沉到乡镇。
90年代内地乐坛全盘崛起，歌星无数，盗版猖獗，即便猖獗也能挣钱。比如一盒磁带10块钱，唱片公司拿8毛-1块，零售商拿1块5。
剩下全是发行商的。
但现在不好赚了，一个是唱片业集体萎靡，另一个是大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部门，竞争激烈。
广州，一度是南派音乐的大本营，如今留下一地的酒吧和夜总会，音乐是越来越没落了。
于是卞钢跑到京城来，混呗，在干不动之前尽量多赚点。
（还有……）
东北小城。
进入四月，东北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，早晚凉，中午暖和，可以脱掉还很厚实的外套，穿件卫衣或针织衫。
教室里，姚跃民正给同学们上课。
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
“想读懂一首诗词，必先了解写作背景。
1925年晚秋，教员离开韶山，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，途经长沙，重游橘子洲时写了这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教员对长沙是很有感情的，当年求学和早期革命运动全在长沙。这叫峥嵘岁月，青春年少，几个同学在一块意气风发，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，既赞叹锦绣河山之壮美，又悲愤大好山河之沦陷……”
“此为崇高之美，心忧天下，豪气干云！”
同学们可喜欢上姚跃民的课了。
他是代入教学，沉浸其中，讲鲁迅痛惜涕泪，讲李白肆意潇洒，讲三国大骂司马老贼，讲红楼又柔情婉转……
此番讲教员也是，眨眼就一节课过去。
姚跃民入戏快，抽离也快，下课铃就像某种开关，叮铃铃一响刷的又道貌岸然像个人。
不顾意犹未尽的学生们，抱着书就闪回办公室。
他资历深，业务能力强，就有时太投入了，时常在课堂上说些敏感话题，搞的没当上语文教研组长。
自己也不在乎，在学校人缘好，工资还行，体制内有社保，儿子出息，差个儿媳妇就齐活了。
“老姚，听说昨晚上二人世界，吃烤肉去了？还拿着花！”
他一进门，就遭到同事打趣，道：“吃烤肉咋了，拿花咋了？生活可以简单，但不可以粗糙，懂不懂？”
“哟，你看姚老师这境界，难怪两口子感情那么好，我家那个连大葱都没给我买过。”
“人家孩子也出息呢，哎老姚，啥时候开大轿车接你们去京城啊？”
姚远开个破雅阁回来，春节走一遭，全家属院都知道了。
成为了办公室固定的一个梗，没事就开玩笑，也就姚跃民心态好，乐呵呵全盘接受，当然心里也有点鄙视。
你们知道我儿子干啥的？
起码千万家产知道不？！
还大轿车，我现在私房钱都涨到了3百零5块了！能买61包红河！
去过老师办公室的就知道，压根没想象中的那么严肃，活跃的很，没事总聊天。如果哪个学生不幸被叫去训话，那是全屋的乐子。
所有老师都在偷听，可八卦了。
说着说着，忽有人道：“哎姚老师，伱听过刀郎的歌么？”
“听过，咋了？”
“你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“嗯？？”
姚跃民一愣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小城的大街小巷只放两首歌，一首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逃都逃不开。
袁丽萍不爱听歌的人都能哼哼几句。
这会一问，他奇道：“是啊，我就知道叫刀郎，别的啥也不清楚。”
“就说呢，我昨天想买张专辑都没有，老板都说不知道，连长啥样都不知道。”
“嘿嘿，整的还挺神秘。”
一个小小的话题，谁也没放在心上，谁也不会去查为什么这两首歌不知不觉的火了起来。
姚跃民也没放在心上，下午又上了两节语文课，坐等下班。时间一到，骑着车子闪人，没等袁丽萍。
袁丽萍是数学教研组长，班主任，业务骨干，家长都抢着找她补课，经常占用晚自习，甚至会一招秘术：
体育老师消失之术！
但姚跃民也没回家，到了邮政门口的一家书刊店，卖书、报刊、碟片之类。
他进去，直接找互联网的相关报刊，看有没有儿子的报道，有就会买，回家仔仔细细的剪下来，做剪报。
剪报，这东西距现在可太遥远了，小孩子听都没听过。
流行于80、90年代，弄一个大本子，把报纸上看到的有价值的文字、图片剪下来，贴在上面，积累一本又一本。
还是有价值的，都是历史资料。
嗯，儿子搞互联网，爹搞剪报，时代的参差……
他找到了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，有提到姚远或者99旗下的产业，拿去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有刀郎的歌么？”
“……”
老板郁闷的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没专辑，单曲要不要？”
“单单曲？？”
“我跟你讲，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想出来的，这么好的歌，这么受欢迎，诶，就给你弄两首。
开始两首都没有，就一首。
好像春节过后吧，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，反正就火了，火了之后又传出来一首《冲动的惩罚》。
没照片，没资料，上头发行商都不知道找谁，全是民间流传。连盗版都做不成，你说是专辑，人家买回去一听，就特么两首歌，不捶你就不错了！
就知道叫刀郎，特么的刀郎是谁啊？！！”
“不至于不至于，不就是唱歌的么？”
“那都是钱啊！连沈城都在放他的歌，偏偏找不着人，我们卖也卖不了，太坑了！”
…………
京城。
卞钢正跟几个哥们喝酒。
他四十多岁，是个音像发行商，从90年代开始做，从广州做到京城，小有身家。
从改革开放商业歌曲诞生，到90年代初期，音乐发行一直是官方的活，有个单位叫“音像出版社”。
那会钱最好赚，老百姓需要音乐，广州的太平洋唱片公司，一年赚的钱能盖一栋大楼，印专辑就跟印人民币一样。
后来政策放开，民营也能搞发行了，于是一夜之间涌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发行商。
当时的环境是：每年固定搞销售会，全国的发行商齐聚广州，现场听，觉得这专辑不错，马上就订货，觉得不好听，那就少订。
再由这些发行商，把专辑带到全国各地，逐层分包，下沉到乡镇。
90年代内地乐坛全盘崛起，歌星无数，盗版猖獗，即便猖獗也能挣钱。比如一盒磁带10块钱，唱片公司拿8毛-1块，零售商拿1块5。
剩下全是发行商的。
但现在不好赚了，一个是唱片业集体萎靡，另一个是大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发行部门，竞争激烈。
广州，一度是南派音乐的大本营，如今留下一地的酒吧和夜总会，音乐是越来越没落了。
于是卞钢跑到京城来，混呗，在干不动之前尽量多赚点。
（还有……）